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朝时期的经济状况

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点一：繁荣的唐朝经济

1、农业：

出现了曲辕犁和灌溉工具筒车。

2、手工业：

丝织业：蜀锦冠于全国；

制瓷业：越窑的青瓷、邢窑的白瓷、唐三彩最有名。

3、商业：

长安城，商业区“市”、居民区“坊”（市坊结构），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

4、开放的社会风气：

特点：开放，充满活力、兼容并蓄

考点二：宋代经济的发展

一、宋朝经济发展的表现

（一）农业

1、农业作物：

①引入越南的占城稻；②宋朝时，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③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也说明经济重心南移）。

2、经济作物：

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向北推进。

（二）手工业

1、纺织业：

①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胜过北方。四川、江浙地区丝织发达；②南宋后期，棉纺织业兴起

2、制瓷业：

五大名窑；北宋兴起的江西景德镇▲，后来发展成著名的瓷都；南宋时，江南地区发展成制瓷中心。

3、造船业：

①广州、泉州、明州的造船业，世界领先；②北宋东京郊外建有世界上最早的船坞；③南宋制造的海船，配备了指南针（北宋末开始使用）。

（三）商业贸易的繁荣

1、市镇发展：

（1）最大城市：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

（2）城市可以沿街开铺（打破唐朝长安市坊结构）；

（3）出现▲早市和夜市（经商时间不受限制）；

（4）乡镇形成草市。

2、海外贸易：

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朝廷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

3、纸币出现：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前期，四川出现“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会子）

二、经济重心的南移▲▲▲

1、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①东汉后期开始，江南地区经济逐步得到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②从唐朝中期开始，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③到南宋最后完成南移。▲（“国家根本,仰给江南”说明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2、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①北民南迁，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生产工具（最主要的原因）；②南方战争相对较少，社会秩序比较安定。③南方自然地理条件优越；④南北方人民的共同努力；⑤南方统治者重视发展经济。

3、启示：

①要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革新，重视科技的发展。②要采取积极发展经济的政策。

③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④要重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考点三：宋元繁华的都市生活

1、大都市：北宋东京（大相国寺）、南宋临安、元朝大都。

2、开封城内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叫“瓦子”▲瓦子中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

3、传统节日如：春节（宋代叫元旦）、元宵节、中秋、端午节在宋代都有了。

考点四：明朝经济的发展

1、农业：

明朝引进了原产南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和向日葵。

2、手工业：

苏州是明代的丝织业中心；景德镇是全国的制瓷中心（青花瓷最为著名）。

3、商业：

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出现了有名的商帮，如晋商、徽商。

考点五：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原因：

清初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力推行垦荒政策。

2、表现：

耕地面积增加；兴修水利；改进种植技术，改良新品种，推广高产作物；粮食产量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增加、种植面积扩大。

（二）手工业的发展

①手工行业品种繁多，产品精良；

②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手工业工场▲

（三）商业的发展

①形成了由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组成的商业网；（大城市：苏州、北京等）

②出现工商业市镇，如汉口镇、盛泽镇；③形成大的商帮，如：▲晋商（票号）和徽商。

（四）人口的增长

1、原因：

清朝前期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社会安定。

2、概况：

康熙时人口1、5亿，乾隆末年发展到3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3、积极影响：

增加了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商品销售市场。

4、消极影响：

人地矛盾，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考点六：归纳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

1、国家统一，社会安定；

2、统治者的重视：政策支持、轻徭薄赋等；

3、生产技术的提高；

4、生产工具的改进；

5、劳动人民的辛勤等。

清朝时期的经济状况

网上关于炒作清朝GDP远超英、美、日等国位居世界第一这样的说法可谓比比皆是。其实GDP是GrossDomesticProduct的英文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是国内（地区）生产总值。这个经济指标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37年在《国民收入和资本构成》一书中提出的。要知道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可是在1912年就退位了，那么清朝那时候哪来的GDP一说呢？

所谓清朝GDP世界第一这种说法最早是由英国学者麦迪森提出的。清朝那时候并没GDP这个概念，但麦迪森还是引入了这个概念用来指代当时清王朝的经济总量。据麦迪森推测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33%，而同一年英国GDP只占全球总量的5.2%。尽管麦迪森的论述被专业人士普遍认为不严谨，但中国很多网络营销号为吸引眼球还是直接引用了他的说法。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世界贸易的核心：随便搓几块泥烧成瓷器就能在国际市场上卖出大价钱，用蚕吐出的丝织成丝绸也能在全世界风靡......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国家从美洲、非洲掠夺的黄金白银往往又通过贸易流入了中国，以致于中国明朝一度被西方国家称为“白银帝国”。可我们要注意到在麦迪森所说的1820年中国对外出口商品仍以丝绸、瓷器、茶叶为大宗，而这时英国对外出口的已主要是纺织品、钢铁等工业制成品。

也许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确实还大于英国，但这无法掩盖两国在产业体系上的差距。1820年清朝的财政收入只有白银4000万两，而英国的财政收入折合白银1.5亿两。一个国家的实力是由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因素共同构成的。2021年韩国的GDP为1.82万亿美元，而俄罗斯的GDP只有1.65万亿美元。这能证明俄罗斯打不过韩国吗？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大并不代表其军事力量就一定强，更何况经济体量指标数据甚至连这个国家的经济质量也无法准确反映。目前印度的经济体量已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中、日、德的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可这能证明印度经济比英、法等国更为富裕发达吗？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确实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提供物质支持，但这更多是由经济质量而非经济体量决定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质量强不强不是看总量多少，而是看财政收入、粮食产量、钢铁产量、能源储量、发电量、黄金储备、外汇储备这些具体指标。我们不妨以甲午战争为例对比当时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1894年10月日本在广岛召开的第七届临时议会通过的预案是临时军事费用1.5亿日元和发行战争债券1亿日元，但实际的军费支出并没达到2.5亿日元。截至1896年3月日本公布的实际军费支出为20047.6万日元。

李鸿章在赴马关谈判前得到的情报显示：日本所募集的第一次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中有五十兆元股票尚未销售，已销售的股票中有八十兆元尚未收齐款项。由此可见日本是有继续打下去的战费潜力的。相比之下清政府这边所筹措的军费只有日本的一半不到，但已有58%是靠举借外债筹集的。日本募集军费的主要手段是发行国债，而当时的清政府甚至还不知道国债这样的金融工具是何物。

清政府筹措军费的方式主要是对内摊派和对外借款。可清政府即使再怎么刮地三尺、再怎么举借外债也没日本通过国债、股票等金融工具筹措的军费更多。甲午战争在本质上是一个旧王朝与一个近代化国家的战争。对近代化金融工具的应用只是这种差异的表现之一。尽管晚清的洋务运动让中国的民间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总体上中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反观日本方面自明治维新以来钢铁、采矿、军工等行业迅猛发展。中、日两国在当时的竞争实际上是一个逐渐先进发达的工业国对落后农业国的PK。长期以来清军的武器装备一直主要依赖于采购，而没掌握自主标准化生产的核心技术。由于清政府缺乏自己完整的军工生产体系，所以更多只能从海外进口武器。总体上清军的武器国产化程度是比较偏低的，少有的几种国产武器也是与引进的西洋武器混用的。

甲午战争后日军对本国伤兵的伤口进行分析发现造成日军士兵伤口的武器有从德、英、美、法等国采购的各种枪械以及清军自制的土式抬枪合计二十余种。这首当其冲造成的结果就是给清军的弹药补给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不同型号的武器装备所使用的弹药型号是不同的，然而清军在弹药的管理方面却是一塌糊涂。表面上清军的武器装备似乎并不落后于人，可上了战场才发现事先准备的弹药根本与所用的武器型号不匹配。

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的保养维护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毫无疑问这当然会大大影响清军的作战效率。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初创近代化海陆军时也曾大量混用外购武器和国产武器，但从1889年起明治十八年式村田步枪和明治二十二年式村田步枪就成为日军中的标配武器。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军事工业体系以支撑国产标准化武器的生产制造。

清军尽管装备了看似先进的热兵器，然而军事理念、指挥系统、后勤补给完全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在当时的腐败体制下吃空饷是军队高层常见的贪污手段：很多部队空有名额番号，但登记在册的士兵从没服过一天役。再要不就是为了吃一份粮饷从16岁到60岁祖孙三代全在服役，其实祖父和父亲早就打不了仗了，一到战时就以强拉壮丁的形式临时招募。

由此可见当时中、日两国在财政金融体系、工业生产能力、军事体制等方方面面均存在较大差距，而更为严重的是旧王朝与近代化国家动员组织民众的能力差异。中华民族尽管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然而直到甲午战争时期中国仍处于前近代的封建社会状态，而并不是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种前近代国家的主权不是属于全体国民的，而是属于所谓“受命于天”的天子。

数千年间坐江山的人无论换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多少姓都始终没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人民在这个国家只是被管理的抽象数据，而并不具有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国民所蕴含的意义。普通老百姓感受国家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之时。人民只有照章纳税的义务，却没过问国家事务的权利。试问当初清政府割让香港是否遵循过民意呢？甲午战争后割让台湾又是否遵循过民意呢？

国民有义务无权利是前近代封建国家的典型特征。在这样的国家民众是缺乏国家认同意识的。在这样一个前近代国家“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打不打得赢日本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高层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不能受损。清政府洋务运动打造的新式陆海军在某种意义上本来就不是主要针对西洋人、东洋人，而是用于镇压国内百姓起义的。

加之清军入关时屠杀汉人引起的民族仇恨以及贪腐横行引起的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在这样的环境中老百姓无法感知到这个国家是属于自己的。相比之下日本对民意的煽动能力是极强的：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民众自发捐款捐物，日军每攻占一地日本民众都会欢呼雀跃。当时日本为建设海军已发展到连天皇、皇后都变卖家产带头捐款的地步，甚至一些日本女子用卖身的钱去捐款支持海军建设。

这固然是一种毫无人性的疯狂之举，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力量。事实上日本政府极其高效地充分彻底地发动国民踊跃捐款支持海军建设，这种国民大规模的捐款浪潮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爆发。即使不考虑在甲午战前日本国民为支持海军建设的捐款，那么仅仅只统计战争期间的捐款就有2164686人捐款220.977万日元又70钱9厘现金，此外还有949128人捐出折合70.8634万日元又33钱6厘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