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措施 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措施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措施

作者：徐怀好（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副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面对我国老龄化进程急遽加快，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逐渐成型，多元化养老服务诉求进一步释放，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为推动养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发展数字养老是实现传统养老模式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国未富先老、空巢化、少子化等问题逐渐凸显，传统养老已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亟需向数字养老升级。

展望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率先搭建了数字养老体系：①.美国为促进数字养老发展，开展老龄化与科技增效互促项目。构建一个老龄化和科技的综合性数据库，围绕老年人需求、偏好和生理特征，使科技更好地为老龄化服务。②.日本数字养老服务基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在老年人群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设完善而细致的公共服务，数字服务的出现更多是从细节处着眼，来帮助现有的服务体系进行更细致入微的体验改善。③.英国在推动老龄科技研发应用的同时，加强了对新型养老技术的行业监管，授权或设置相应的监管机构，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服务资格认证。

我国的数字养老从2012年开始萌芽，国家老龄办提出“智能化养老”理念；2014年进入探索期，民政部在全国7家养老机构开展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试点工作；2016年进入发展期，民政、工信、卫健三部委联合召开信息技术和健康养老融合发展论坛；2017年，国家出台《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年进入推广期，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开发的“养老通”（官方版）手机查询小程序，在北京、海南等省市逐步开通，作为国内首个官方开发运营的养老机构查询平台，对完善养老服务查询、加强行业监管、调动社会参与养老服务以及促进养老院自身宣传推广发挥积极作用；2021年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提出“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2022年，民政部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数字民政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与保障措施，并有机衔接《“十四五”民政信息化发展规划》，对进一步推动民政数字化转型作出系统部署。数字养老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国内部分城市已率先探索“互联网+智慧社区”数字养老模式：①.上海开展全市老年数字教育进社区行动，“随申办”，在市民学习中心、街道社会康养综合服务中心、老年大学等多个场所上线沉浸式“老年智学手机仿真教学系统”，帮助更多老年人走出数字学习困境，拥抱数字生活。②.深圳建成以街道长者服务中心、社区长者服务站、小区长者服务点辐射家庭的“一中心多站点”四级服务网络，实现家庭适老、社区养老、社会助老、康养医养融合的数字养老服务链。③.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浙江省涌现了许多既具有创新性又接地气的养老领域数字化应用场景，如杭州市的一键直通民生在线，“移动卫士”看护医疗数字社区、绍兴市社会福利院的“四联四进”数字化养老院、台州市的“老省心”综合监管、舟山市福惠海岛百姓的“幸福驿家”、衢州江山市的山区共富“养老好管家”等。④.苏州智慧科技养老生活体验馆对原有相对传统、滞后、闲置的民生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全方位的功能重构、集约利用，通过打造数字养老微矩阵，集成网购平台、老年智能设备、适老化产品功能介绍、智慧医养科普、养老服务云管家等数个系统，通过语音识别、功能演示、智能匹配，教导老人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数字生活。⑤.无锡以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为核心，开启数字化养老新模式：包括“安居守护”为老人在家中配备“数字保安”，后台监测，专业团队24小时值守；“康护到家”整合养老、医疗、康复机构等资源，老人在家中享受机构的专业服务。“E键乐养”实现养老服务信息查询、养老行业动态管理和涉老领域数据的统一集成。⑥.北海搭建城市智慧养老数字平台，将老年人需求、智能养老设施设备、服务等连接起来，构建集居家、社区、机构数据于一体的大数据分析库，建设“数字养老院”，实时了解全市智慧养老布局。

凭借新发展阶段养老服务体系的专业性、便利性、可及性和安全性，数字养老在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服务水平，实现精准管理，注入新的动能和温度方面，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养老服务的重要引擎，更为老龄化的养老困境与诸多难题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思路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展数字养老目前仍存在很多的问题痛点

随着新科技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养老进展比较迅速，取得一定成效，但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尤其在数字养老政策标准体系建设、服务适配效能、生态治理能力以及风险控制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数据孤岛”

当前，各级政府和养老企业都在打造信息平台，但产品质量和技术高低不一，设备接口、数据格式等各不相同，众多产品与系统，碎片化的分散在不同机构，成为一座座数据“孤岛”，造成了相关资源利用率低下、重复建设、信息难以实现共享共用等诸多问题。全国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数字养老行业标准体系，包括产品质量标准、认定标准、服务标准、系统标准、功能标准、接口标准、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等，在准入资质、质量监管、风险预防、纠纷处理等方面缺乏具体的说明和操作标准，制约了数字养老的普及推广。

（二）“供需错配”

当前数字养老服务与技术结合度普遍较低，很多数字养老服务仍在数据监测阶段，供需存在错位。数字养老产品在设计初期没有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和现实需求。虽然通过科技赋能后，养老服务能力有所提升，但数字养老服务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仍存在脱节、不匹配。

（三）“数字鸿沟”

疫情期间所暴露出的面向老年人群体的社会治理与服务问题，不少老年人因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设备，被“数字生活”关在门外。挂号难，叫车难，支付难、办事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社会产生脱节感、失落感。数字助老、让老年人共享数字社会的发展红利，成为社会的重要课题。

（四）“人才缺口”

目前养老行业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长期面临人才稀缺的局面，尤其缺乏掌握新科技的数字养老复合型人才。当下护理人员总体来说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水平不强，更未经过数字化专业技能培训，从业素养比较低。

发展数字养老应以老年群体需求为导向，实现积极老龄观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数字养老发展相关要求，以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坚持安全为先、守住底线，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体系为重点，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化改革、综合施策，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数字赋“治”，在“快”上下功夫助力养老事业发展更有速度

发挥民政部“金民工程”全国养老“一张网”统管、大数据分析作用。运用数字技术支撑，充分利用各地各级各类民政养老业务信息系统、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优化流程，深化应用，最终实现涉老数据在全国统一汇聚和管理，建立数字养老信用体系，跨部门互联共享、信息互通、业务协同、适时监管，推动政府精细化治理，提高管理效率。

完善“养老通”（官方版），打造“数字养老太空舱”。全景实时展示数字养老服务工作整体运行情况，把握全国养老发展态势，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统一标准，提升整体发展水平。以评估APP，统一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半径，提升的运营效率，驱动管理和服务创新，最终实现数智赋能养老产业发展。

（二）数字赋“安”，在“实”上下功夫助力养老综合监管更有力度

模块化管理，实现综合监管。“养老通”全国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为各级民政部门管理人员建设了监管平台，开辟专门模块，实现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涉老防诈、消防安全自查与检查内容直报。

可视化连线，实现无接触监管。通过已开通的“数字民政”政务微信轻应用可上传照片、视频、语音等监管信息，所有数据同时接入“一网统管”平台。

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各级养老平台信息安全和老年人网络信息安全，增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在医疗、金融等领域，要重视对数字信息弱势老人的数字包容，维护老年人使用现金等传统支付方式的权利。

（三）数字赋“能”，在“融”上下功夫助力养老服务更有温度

开发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契合中国老年人需求的产品，激活数字养老市场商机。

整合医养资源，线上信息与线下服务，实现供需两端对接。链接保险资金与机构服务，实现一体化、便捷化和智能化，以满足不同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实现“护联网”。可提供紧急呼叫、无线定位、安全监测、家政预约、物业养老、物品代购、费用代缴等24小时服务热线，开通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形成以呼叫中心为龙头、分片管理、统一调度、一呼百应的全覆盖养老服务工作网络。通过远程监控等技术以及便携式体检设备、紧急呼叫监控设备、可穿戴设备等产品深度应用，改善养老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营造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的数字养老环境。

加强老年友好型的媒体设计。新增老年版视图，使页面内容更加符合老年人的视力特征；创建“容错型”互联网交互机制，减缓老年人对于网络参与的焦虑和恐惧心理。

发展数字养老产业。加强老年人专属智能终端产品的开发设计，满足老年人所需的“六助一护”(助餐、助洁、助行、助浴、助医、助急和护理)服务等个性化需求，如帮助出行的智能轮椅、生活层面的智能家居、精神层面的陪伴护理机器人等，高科技智能养老机器人的出现可以缓解护理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日常护理、康复训练等专业护理服务；为老年人设计专属使用说明书，便于老年人更好地理解操作。

建设数字包容产品体系。致力于数字产品适老化，打造更加安全、健康、友好、开放的数字产品，更充分地理解老年人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层面的生理变化，降低使用门槛。引导数字产品建立统一的接口标准、安全标准、体验标准，提升整体产品供给能力。

（四）数字赋“教”，在“优”上下功夫助力养老服务更有高度

大力开展数字养老综合培训，全链路打通智慧医养康护教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激励政策。可组织联合现有的各级老年大学、职业学院，推动“数字养老伙伴”计划，打造“1+N”全国数字养老教育基地，包括AI实训中心和教培点，组织开展“数字助老”中国行系列活动，走进城市、县（区）、街道（镇）、社区（村），为护理人员、老年人等提供“智能技术应用”的科技培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积极推进数字养老，融合“大物移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面向健康养老的数字化平台，加快形成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管理规范的养老产业现代化服务体系，实现养老服务全覆盖，保障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同时，以数字赋能驱动养老服务的深层次变革、以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供需的精准性对接、以数字思维提升老龄社会的韧性治理，通过“平台+产业+社会化”的产业数字化模式，打造健康养老服务新业态，激发养老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全面繁荣。

来源：光明网

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措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否较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变量，是影响21世纪大国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再度引起我国各界关注。

一、现状：我国已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

人口老龄化根源于低生育率。一般认为，如果总生育率低于2.1，新生人口便不足以弥补父母数量。如果总生育率持续低于2.1，即使总生育率能够保持稳定，出生率也会逐年降低，将会出现总人口增速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等三个特征，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我国总生育率于1992年跌破2.1（1.98），1995年后长期维持在1.6-1.7。近年来，许多研究指出我国已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印证了这一判断。当前，我国人口现状呈现出老龄化趋势下的三个特征。

第一，总人口增速进一步减缓。2020年我国总人口为14.12亿人，2010-2020年间总人口增长了5.38%，低于2000-2010年（5.84%），明显低于1982-1990年（12.45%）和1990-2000年（11.66%）。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1964年后，我国15-64岁年龄段（此年龄段一般被视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攀升，自1964年的55.75%升至2010年的74.53%，“人口红利”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然而，本次普查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但首次下降，而且降幅较大（-5.98%），这无疑将对未来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第三，老龄人口占比显著提升。从前几次普查结果来看，我国65岁以上（一般被视为老龄人口）人口占比虽然持续提升，但每十年间增幅一般不超过两个百分点。但据本次普查，老龄人口占比不仅首次突破10%（达到13.5%），而且增幅高达4.63个百分点，显示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

二、我国生育率降低的成因

（一）两种常见观点

关于我国生育率降低的成因有多种看法。有观点认为，根源在于我国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率由2015年的12.07‰升至2016年的12.95‰，但此后又逐年降至2019年的10.5‰。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但已不是当前影响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未来，即使完全解除生育限制，也难以彻底扭转老龄化趋势。

另有观点认为，我国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主要是因为房价高、工作压力大、子女抚养成本高。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大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但为什么在房价较低、工作压力较轻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同样出现了出生率的持续下滑？另外，从我国历史来看，生养子女成本高并不必然导致低生育率。例如，过去六十年间，我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时间段为1962-1965年（每年不低于37‰），但该时期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当时生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虽然绝对值较低，但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并不低，人们即使缺衣少食，生育意愿依然较高。

（二）“养儿防老”必要性降低是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的根源在于生养子女的净收益下降，导致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降低。年轻人之所以愿意生养子女，在于生养子女的收益大于成本。收益超过成本越多，意愿越强，反之越弱。

生养子女的收益有哪些呢？可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实现家族延续，传宗接代。也可从心理角度来看：获得家庭幸福感，享受天伦之乐。各国情况各异，就我国而言，“养儿防老”的现实需求，可能是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年轻父母在生养子女过程中，需要付出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这可以视为一种对金钱和人力资本的储蓄；子女长大成人后，又会付出金钱和时间来赡养年迈的父母，这可视为对父母当年所储蓄金钱和人力资本的偿还。

“养儿防老”并非唯一养老方式，但在我国封建时期，金融产品匮乏、金融业存在严重道德风险、纸币通货膨胀率高，年轻人无法将其收入借助金融工具妥善储蓄。此外，由于缺乏健全的医疗陪护产业，老人难以通过市场购买医护服务。在此情况下，“养儿防老”便成为最佳的人力资本储蓄手段和养老方式。因此，年轻人往往具有很强的生育意愿。

“养儿防老”模式曾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多子多福”（婴幼儿长大成人概率低，多生子女才能确保存活数量）、“重男轻女”（女儿出嫁后无法赡养亲生父母，儿子结婚后却可以与儿媳共同为公婆养老）等观念深入人心。此外，社会价值观高度强调“孝”的重要性。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可视为一种对父母储蓄的“刚性兑付”。当年迈父母无力约束年轻子女时，通过道德准则、社会舆论和法律规定来督促子女赡养父母。如果没有这种“刚性兑付”，生养子女的净收益就会下降，年轻人就不愿生养子女，人口繁衍、社会稳定的根基就会动摇。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策鼓励下，我国人口出生率在1963年一度达到了43.37‰的高峰。此后，虽然没有执行全国性的生育限制政策，出生率却逐年下降，到1979年降至17.82‰，16年间锐减了25个千分点。这与当时我国稳步建立起全国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相关：由于国家负责养老，“养儿防老”的必要性降低，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出生率止跌回升，从1979年17.82‰的阶段性低谷，逐年上升至1982年的22.28‰，仅3年升高4.46个千分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3年出生率降至20.19‰。但即使在强力政策约束下，到1987年出生率反弹至23.33‰。这一反弹是惊人的，显示出在改革开放浪潮下，20世纪80年代居民对未来国家还能否负责养老出现了顾虑，“养儿防老”意愿升高。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又逐年降低，1995年后总生育率基本稳定在1.6-1.7。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已落实到位，但也说明居民逐渐失去了80年代那样强烈的生育意愿，以至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后，人口出生率回升有限。具体来看，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国逐渐出现了由全国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共同组成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通胀率保持稳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居民可以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投资股票和购买房地产等方式储蓄家庭财富；第三，各类医疗陪护产业蓬勃发展；第四，由于工资水平较快提升，减少工作时间用以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大幅升高；第五，人口流动加快，更多年轻人与父母身处异地，养老不能靠子女。上述五点因素，均与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下，“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再度下降，我国居民整体的生育意愿逐渐降低，千百年来形成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观念迅速瓦解，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

（三）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生育率的反向变动关系不是我国所独有的

虽然在许多国家，“养儿防老”不一定是决定居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但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生育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具体而言，在排除战争、饥荒、国家版图变化等可能导致人口快速变化的因素后，可以观察到三种现象。

第一，穷国出生率高于富国。以1992年和2019年为例，无论从出生率还是人口增长率来看，低收入国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高于高收入国家（见表3）。

第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出生率会逐渐降低。这一现象在市场机制发育充分的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历史上同样采取“养儿防老”模式的经济体，在实现经济腾飞后似乎人口出生率比欧美经济体还低。这一现象对我国是否有参考意义？这是否可说明“养儿防老”动机一旦失去，相比欧美经济体，儒家文化圈经济体的生育率会更低？这一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第三，一国如出现经济停滞，其出生率可能保持相对稳定。近三十年来，全球经济整体处于不断上升过程中，出生率下降是普遍趋势，但也可以找到几个特例。例如，伊朗、南非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均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出现了显著起伏。其中，南非出生率出现了下降，但在2002-2009年间持续回升；伊朗出生率一度下跌，但在进入21世纪后企稳回升；俄罗斯出生率则稳中有升。

三、如何提高生育率

（一）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可能无助于提高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两大难题：一是如何保障老年人养老；二是如何提高生育率。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普遍走上了依靠市场机制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能够较好解决如何为老年人养老的问题，但很难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一方面，面对人口老龄化，市场机制在自利动机下，会激发养老金融、医疗陪护等业态的兴起，有助于保障老年人养老、提高晚年生活质量。例如，美欧日各国建立了完善的以公共养老金为第一支柱、企业养老金为第二支柱、个人商业养老金为第三支柱的养老金融体系，吸引了大量储蓄资金。2020年，美国养老金资产总额已超过33万亿美元，约为同期美国GDP的165%。又例如，日本老人多选择居家及社区养老，居家护理服务多达14种，涵盖远程医疗、社区健康、提供餐饮、家政服务、照顾起居等。自2000年日本开始实行《介护保险法》以来，一大批经营家用医疗器械、康复器械、远程医疗及护理服务的企业开始提供专业化养老服务。即便是在我国，近年来各类“银发产业”、养老金产品蓬勃兴起，未来有望成为新的行业“风口”。

但另一方面，养老金融、医疗陪护业的发展，却也降低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年轻人在权衡后，自愿减少了生养子女的时间和金钱投入，转而将更多时间用于工作或休闲消费，将更多金钱用于储蓄，并在年迈时购买医护服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比生养子女带给自己的福利（效用）更大。这很可能是近年来导致全球性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原因。

（二）政府应积极作为，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困境

既然年轻人普遍生育意愿较低，那是否也应按照经典的古典经济学观点，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个人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最优选择，并据此认为这对社会而言也是最优的，政府无需干预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不考虑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力下滑、国防力量萎缩等政治军事因素，仅从经济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长期利率下降（当今发达国家出现的“低生育、低增长、低利率”现象便是例证），这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尤其是老年人，可能将面临养老金价值缩水（原因为长期利率降低、资产价格下跌）、保姆护工的劳务费涨价（年轻人较少，保姆护工供不应求）等难题。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的博弈难题。每个个体做出的最优选择，却导致了集体层面的不利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不能依靠顺从个人理性的市场机制，而更多要由政府依据集体理性，积极采取逆向调节。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着手降低生养子女成本，提高生养收益，只有使收益显著大于成本，才能扭转老龄化格局。具体有三方面需要探讨。

第一，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生育政策要从“养儿防老”转变为维护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养儿防老”可视为一种私有产品，其收益主要被父母获取，个人积极性高，政府只需提倡“百善孝为先”，无需过多干预。而维护经济持续增长则可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各年龄段主体将普遍受益，但收益不能被某个人独占，个人更倾向于“搭便车”。因此，政府应将鼓励生育政策视为一种公共投资，由此带来的人口和经济增速的提升便是公共投资的社会收益。

第二，政策的具体方式。一是降低生养子女的成本。例如，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降低子女生养过程中的医疗费用和未成年人的教育费用。近年来在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和“教育”的占比稳步提升，分别由2003年的12%和3%上升至2019年的15%和7%。未来，继续提高相关财政支出是有益的。二是提高生养子女的经济收益。例如，可规定凡生育一名子女，母亲可享受一次生育补贴，此后定期还可获得若干次子女抚养补贴。当前，难点在于因没有历史数据积累，难以确定出生率相对生育补贴支出的反映函数（即无法确定多大规模的补贴支出，可以带来多大程度的出生率提升）。对此，应通过建立试点、循序推进等方式，逐步探索最佳的补贴投入力度，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上述两项措施可协同实施，只有切实提升生养子女的净收益，才能真正提高人口出生率。

第三，资金来源。实施各类生育补贴政策无疑会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但也要充分认识到适当补贴会提高长期经济增长。因此与其征税，不如发行长期国债筹措资金，例如期限可为18年，按年付息，到期还本，用未来人口红利带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税收作为支撑，吸引市场资金为当前生育补贴支出进行融资。由于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正处于历史低位，并考虑到债券期限长，且人民币相对美元可能存在长期升值趋势，发行一部分长期外债可能是划算并且风险可控的。

四、未来展望及对我国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问题体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主要发达国家，一方面，市场机制催生了养老金融和医疗陪护业的发展，在保障老年人养老的同时抑制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发挥集体理性、居中调配资源的能力有限，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愈演愈烈。

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实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政策效果不明显。其中原因较为复杂，与补贴政策力度不足密切关联。以日本为例，生育费用并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孕妇孕检后可获得42万日元（约2.5万元人民币）政府补贴，可用于支付生育费用，子女在3岁前每月还可获得1.5万日元（约900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2020年日本人均GDP约为4万美元，政府生育补贴明显力度不足。而与之相比，主要用于中老年人口的养老与医疗支出在日本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中的占比，在2010年为74.6%，到2019年已升至79.6%。这显示出面对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所发挥的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较弱，绝大部分政府社会保障资金被用于满足中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需求（而这又会进一步鼓励年轻人减少生育），能够用于刺激生育的财政资源所剩不多。

在发达国家中，生育补贴政策力度不足的现象并不鲜见，这可能与几方面原因有关。第一，实施生育补贴的主要好处并不体现在需求侧，原因在于政府无论实施何种财政支出，均能提升总需求。主要好处在于能够从供给侧增加劳动力，但这一好处往往要经历18年，等到儿童长大成人后才能显现出来。生育补贴的支出和收益存在严重期限错配，而西方国家政权轮替频繁，不利于制定长期规划，政府宁可提高成年人福利标准（马上可以赢得选票），或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几年内便可用于经济生产），不愿意大量支出鼓励生育（儿童18岁成人后方可见效）。第二，依靠市场、限制政府的观念盛行，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和支持度低，政府施政障碍多，集中调配社会资源能力差。第三，政府负债率普遍较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政府抗疫无方，只能大搞财政补贴维护社会稳定，负债率进一步陡增。发达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间，未能抓住经济形势较好、政府负债较少的时间窗口提振生育率，未来在“低增长、高债务”的不利情形下，人口老龄化恐将成为无解难题。

数十年来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恶化，有评论以此为据，对我国未来人口结构持悲观态度。但实际上，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我国拥有显著制度优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条件较好。政府发挥集体理性、制定长远规划、统筹调配资源，这正是我国制度优势所在，对此已无需赘述。在主要经济体中，我国政府负债率相对较低，财政支出空间较大，且全球低利率环境有利于境外融资。长期以来，我国处于高速转型发展过程中，各种政策挑战层出不穷。相比之下，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关注度相对不足，近十年来相关呼声才逐渐升高，但生育限制政策始终存在，表明政府未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视为当时的政策重点。

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显示我国政策方向已出现调整。此后，整顿学区房、整顿校外辅导机构的政策接连出台。四川攀枝花市、甘肃张掖市临泽县开始实行生育补贴政策，这可视为政策试点，未来全国可能还会有更多地区推出类似政策。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人均GDP仍然较低，全国仍有约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未富先老”固然增大了养老压力，但也使我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推行适当生育补贴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提振作用更值得期待。本文相信，只要凝聚起足够的政策关注度和社会共识，未来我国完全可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效果最好的国家，为21世纪的大国竞争奠定坚实人口基础。

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深远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升高，往往会导致储蓄资金供大于求、长期利率逐渐下行。金融机构吸收资金较为容易，但找到具有稳定较高收益率的资产将更为困难。以养老、医疗、陪护为代表的“银发产业”无疑将成为具有逆周期特征的重要投资方向。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已达到13.5%，且该数字正在加速升高，我国“银发产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将不断扩大。但与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例如，按照国际通行的5%（老龄人口中5%进入养老机构）标准估算，我国至少需要950万张养老床位，但截至2019年，养老床位数只有438.8万张。未来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银发产业”或将经历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应更具前瞻性的开发适应不同人群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并着力增强对“银发产业”发展前景、经营模式、风险因素的理解和认识，在准确把握相关行业风险的基础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真正把握“银发产业”兴起的时代机遇。（作者：赵廷辰中国银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