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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最著名的一句话
话说，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考试就由国学大师陈寅恪出题。
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他认为，国文入学试题应该尽量“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字之特性有密切关系”，所以不主张故作深沉地出一些高深莫测的试题，将学生直接绕进死胡同。
陈寅恪出了一道题，是“对对子”，上联只有三个字：“孙行者”。
1932年距离废科举不过才三十年时间，广大书生竟然连“对对子”也不会了，他们不知对仗为何物，乱对一气。
很多考生针对“孙行者”是西游人物这一点，猛灌以“猪八戒”、“唐三藏”、“沙和尚”、“牛魔王”之类字眼来应对。
据说，还有考生因为不会，一怒之下，对了“狗东西”、“王八蛋”。
这些答案，让陈寅恪大为摇头叹息。
不过，试卷中也出现了以“祖冲之”、“王引之”之类的答案，赢得了陈寅恪的颔首称赞。
祖冲之，是中国古代数学家，世界上最早研究圆周率的人。大家都知道，以“祖”对“孙”，都是名词；以“冲”对“行”，都是动词，对得工整；以“者”对“之”，都是“之乎者也”类语气助词，对得很妙，可谓绝配。
王引之，是清朝训诂学大师王念孙之子，也是大儒，但以“王”对“孙”，似乎就差强人意了。
可是，有一个考生的答案是：“胡适之”。
胡适之是民国国学大师胡适的字，在当时，是个时髦大人物。
陈寅恪看了这个答案，大为激赏，当时就表态说：“就凭这三个字，这个考生想上清华的哪个系都行！”
这个考生名叫周祖谟，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这里得说一下，为什么周祖谟的下联会得到陈寅恪的大加赞叹呢？
周祖谟在回忆文章中曾专门谈到此事：“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一个意思。所以我就以‘胡适之’为好。”
1965年，76岁的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对此事也有回忆，他说：“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说：“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即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
再说明一下，苏东坡诗“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中，“卢行者”，即六祖慧能，而“韩退之”即散文大家韩愈，“过呼”的意思即名过其实。苏东坡这两句诗想表达的是：我前生恐怕是卢行者吧，我只敢比作卢行者；后学将我比作韩愈，我可不敢当了。
苏东坡的上联出现一个“卢”，下联出现一个“韩”，而“卢韩”两个字是指犬。那么，现在陈寅恪的上联出现一个“孙”，周祖谟的下联出现一个“胡”，“胡孙”指猴子，其妙堪与“韩卢”相对，而末尾的“者”和“之”都为单纯词。相比之下，“祖冲之”等对均不如“胡适之”来得工巧。
陈寅恪说自己“故作狡猾”，就是因为早已定“胡适之”为最佳答案。
在陈寅恪心里，“胡适之”对“孙行者”，不仅对仗工稳，平仄协调，可与苏东坡之句媲美，而且化用典故，妙合古今，又能调侃同为大学者的胡适是“猢狲”，乃是人生一大快事。
说起来，为什么要调侃胡适，也有一些小故事。
这一年（1932年），陈寅恪写了一篇研究“卢行者”即六祖慧能的文章——《禅宗六祖慧传法偈之分析》，曾批判偈语“菩提本无树”那几句，“半通不通”。而胡适在1917年曾以讲义印发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而下卷一直没写出来。胡适这书褒贬皆有，比较“权威意见”的评价就是金岳霖说的：“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此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再有，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而胡适之这时也是提倡白话文的文坛宗师，借这个机会，讽刺胡适一下，又有何不好？
于是，陈寅恪在评卷过程中，斗然看到了自己心中早已设定的答案，当即大喜过望，拍板该考生可在清华任意选择专业。
（本文为历史沙龙今日头条独家首载，如转载，请注明今日头条历史沙龙字样，谢谢。）
陈寅恪死亡原因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戊戌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八月二十一（10月6日）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史称“戊
同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之前一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去世的陈宝箴夫人黄淑贞的灵柩也一同迁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不是回祖籍所在地江西修水县竹乡，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二年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另行在南昌的西山（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境内)居住，眷属仍住南昌市内，此时的陈家，经济状况极为拮据，但总算在政治风暴中安定下来，然而只过了一年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7月22日，陈宝箴猝然去世，终年69岁。
陈宝箴是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位于修水老家的陈宝箴陈三立故居。
陈宝箴死得确实比较突兀，陈三立的记载是：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
后世有学者对此非常怀疑，怀疑的依据是：陈宝箴在逝世的前几天还曾写过诗词，前五天还在给陈三立写信，何以患『微疾』，便会突然逝世？同时，陈三立呼天抢地、情绪激烈，用了『断魂锉骨』、『烦冤茹憾、呼天泣血』、『儿拜携酒浆，但有血泪涌』，这些学者进而认为：
如果是正常的患病死亡，陈三立的精神状态以及所使用的语言断不致如是深重激昂。
陈宝箴和子孙合影。
这个观点还有文本上的证据。
当代学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宗九奇先生所作的《陈三立传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据近人载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影视剧中表现的赐白绫自尽就是赐死的一种方式。
支持赐死一说的学者认为：
《文录》手稿系孤证，发表后未引起太大注意。笔者当时的态度，也是将信而有疑。但近来细审《文录》手稿之记载，可信度相当之高，因为这样的假是不容易造出来的，事实上也没有造假的必要。如是，则陈宝箴实系那拉氏密旨赐死，且被害场面之惨毒，实有不可言传者。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庚子年，这一年是大乱之年：5月，军机大臣刚毅招义和团入北京，英美法俄日意水兵300余人入北京使馆区；6月10日，八国联军2000余人自天津进犯北京；21日（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向各使馆下达宣战书；8月15日，联军进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
1900年8月15日，联军进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
反对赐死说的学者认为，此时慈禧太后正因八国联军进攻而焦头烂额，哪里有精力搭理陈宝箴，且湖南变法的真正操盘手是陈三立，杀父不杀子，于理不通。（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慈禧太后在面对八国联军进攻京津的局势，何以还有精力对付一位早已放逐的七十岁老臣呢？再是如果慈禧太后要杀陈宝箴，何以会放过与陈宝箴一同革职的儿子陈三立呢？）
这一点倒是不成立的。此时的慈禧太后虽然焦头烂额，但也正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这一年的7月28日（七月三日），主张不要听信义和团主张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被朝廷斩杀，慈禧还想到曾长期与列强打交道的张荫桓，下令处死他，张荫桓在是年7月31日（七月六日）于新疆戍所被杀，时年64岁。《文录》提到陈宝箴在六月二十六日被赐死，正是这一阶段。
张荫桓是参与变法的朝廷大员中的惟一殉难者。
从《文录》记载的内容，包括陈宝箴被祸的时间，加上陈三立情绪激烈的泣血悲号，仿佛都印证了陈宝箴赐死有着极大的可能，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清代的法律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非常严格细密，杀大臣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即使是所谓『密旨』，只是不对公众公开而已，在内部档案中都会有详细的相应记录。
前面我们提到的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张荫桓被处死，在档案中都有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的谕旨，但是相关档案中完全没有慈禧太后或者（假借）光绪帝名义赐死陈宝箴的谕旨，也没有江西巡抚松寿执行此事之后回复朝廷的奏折。
清朝谕旨电报译文。
研究张荫桓生平的学者有个说法，慈禧逃难行至大同，发电报给新疆巡抚饶应祺将张荫桓赐死，其实按照上述时间轴（7月31日张荫桓死，8月15日慈禧才西逃）这一说法并不成立，杀张荫桓的流程并非如此，当时，因为北京、天津等地的电报线已经被义和团破坏，清廷已经习惯使用的电旨无法运作，只能用传统的驿路传信中的『六百里加急』方式送到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等地再用电报发出，赐死张荫桓的谕旨就是先用『六百里加急』的传统驿路方式再转电报发出。总之，按照规矩，无论是军机处的底档还是中间的每个环节都有记录和痕迹，赐死陈宝箴的『密旨』和松寿的回奏不可能事如春梦了无痕。
此时的江西巡抚松寿后来是清朝最后一任闽浙总督，在辛亥革命时自杀殉职。
另一方面，此事如果存在，涉及多方面的人士，每一个都缄默不语不合情理。军机大臣荣禄和王文韶与陈宝箴关系甚好（综合《严复集》、《严复大传》、《郑孝胥日记》等资料，张百熙、严复、王修植、孙宝琦、陈宝箴、翁同龢等人都因荣禄在太后面前极力说情而得免于难，但在后来荣禄形象被『妖魔化』之后，世人多不信有此等事），即使在庚子年乱中无法出手相救，但不至于在公私记录中不留下丝毫痕迹；当事人江西巡抚松寿其仕宦所历官职非常多，交游也十分广泛，与京中高官和地方大吏关系深厚，既然是奉旨行事，何以完全缄默不语？陈三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陈宝箴同属湘军派系）、梁鼎芬、沈曾植、樊增祥乃至康有为、梁启超有广泛的交往，遇此天大的冤枉，不对他们言及完全不合情理；而对康梁来说，后来对慈禧完全是丑诋辱骂，如果知道这样的事情哪怕只是风闻，不会轻轻放过；至于进入民国之后，密旨赐死已经毫无政治上的忌讳，陈三立更不可能闭口不语。
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大骂慈禧，落在慈禧眼中，恰恰坐实了光绪帝对自己不孝，成为废立的借口。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赐死采用自缢的方式，本身就是所谓朝廷为被赐死者留全尸的『圣恩』。在此情况下，执行者不可能再取赐死者喉骨，更不可能将喉骨送给慈禧——这是故事的编造者从魏忠贤剔取喉骨的传闻引申出来的。
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人。
陈三立、陈寅恪（陈宝箴孙、陈三立子）等诗文中的激愤哀怨文字，实际上类似于讣告中『不孝子XXX，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既是相对格式化的内容，对陈三立来说也有哪怕父亲只是病故但多少有受自己连累因素的自责，并不说明陈宝箴不是自然死亡。
前面提到的张荫桓通常被认为是继戊戌六君子之后为变法捐躯的又一人，也是参与变法的朝廷大员中的惟一殉难者，只有陈宝箴并非是被赐死，这个『唯一』才成立。
